环球微速讯：唐朝与新罗的官方贸易在八世纪上半叶出现下降的原因是什么？

唐朝与新罗的官方贸易在八世纪上半叶出现下降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经济贸易带动新罗对唐朝各方面制度的学习。在唐罗文化碰撞的大环境之中，新罗充分借鉴和吸收唐朝各方面的先进制度，上述已经提到了双方的贸易往来最直观地促进新罗经济制度的改革，除此之外新罗的政治制度与教育制度也受到唐朝的影响。

(资料图)

新罗自统一之后一直模仿唐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希望可以像唐朝一样集中权力，巩固统治者的政权，到了八世纪，随着两国交流的深入，新罗不断细化本国的政治制度改革，直至景德王时期政治制度趋于完善。

文化制度改革及典籍学习

新罗的中央政治制度从法兴王时期开始改革，八世纪上半叶，新罗在中央官制改革有两大进步。官服等级制度的改革，官服等级制度与新罗人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唐玄宗赐予新罗王族及使臣的官服是新罗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促进了新罗身份等级制度的完善。

另一个进步之处是八世纪中叶，政治制度中的官名改革，新罗在八世纪前的官名杂糅了新罗的“十七等官阶”和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如伊伐飡、伊飡与侍中、侍郎共存的情况，八世纪中叶，景德王十六年学习唐制改革官名，地方行政制度也在进行改革，八世纪中叶新罗已经建立起了州郡县三级的地方行政制度，并且进行完善的地名汉化改革，对后世的影响深远。

唐朝与新罗的官方贸易也带动两国的典籍文学的交流，促进唐朝典籍文化对新罗的影响。《老子》、《道德经》、唐诗等是唐朝传统文化经典，传承了道家、儒家学说的优秀理念，唐朝使臣将这些典籍传入新罗，促进了新罗对唐朝文化的学习。

对于新罗贵族阶层和平民阶层的文化、教育都具有进步意义，以至于唐朝统治者评新罗为君子之国。

与此同时，在唐的新罗使臣及留学生、僧人等，也将唐朝优秀的典籍书籍带回新罗，对新罗的官学教育、民众观念、社会风气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综上，八世纪上半叶唐朝与新罗官方贸易的影响还体现在很多方面。

如汉字、儒学和佛教的传播等等。唐朝文化的高度繁荣和开放政策为新罗提供良好条件，新罗吸收借鉴唐朝文化时间已久，方方面面体现着唐朝文化的影响。整体来看，唐朝对新罗汉字、儒学等方面的影响一直是细水涓流的，是持续性的。总的来说，新罗受唐朝文化影响之大，与两国之间官方贸易的往来外交密不可分。

自朝鲜半岛与中原地区进行贸易交往以来，官方朝贡贸易一直占据着正统地位，八世纪上半叶唐罗官方贸易，是由两国政府官员严格把控之下的贸易往来，有专门的贸易机构进行管理和交易。

然而，在八世纪中叶之后，直至九世纪，新罗与唐朝的民间贸易极度发达，官方贸易的地位逐渐下降。唐朝与新罗的官方贸易逐渐衰落，民间贸易日益发达，我们要从当时唐朝和新罗双方情况来进行分析其中原因。

唐朝方面的政治因素

唐朝中央集权的削弱，是唐罗官方贸易逐渐衰落的最主要原因。唐朝与新罗的官方朝贡贸易，本身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其经济意义，是维系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一种手段，这是属于对外关系一面。

在唐朝内部统治中，唐初延续了隋朝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均田制的实行为唐朝没有土地的百姓提供了土地，进而租庸调制为唐朝提供了可靠、扎实的赋税来源，为唐朝的发展和兴盛打下良好基础。但发展到鼎盛之期，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弊端也显露出来，土地兼并严重和农民负担日益严重使唐朝的统治根基有所动摇。

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动摇更是波及到了府兵制的实行，兵农一体的府兵制也趋于崩溃，大大打击了唐朝的军事力量。

唐朝中央军事力量的削弱引发了边境藩镇的危机。藩镇长官节度使拥有太大的军事自主权，这无疑给唐王朝的统治埋下了一颗炸弹。八世纪中叶（755年），以安禄山为领袖的节度使发生叛变，率领藩镇军攻打长安，“安史之乱”持续九年之久。

使唐朝由盛转衰，国力锐减，所以由中央官府把控的官方贸易在此转折点下逐渐衰落，唐罗两国只能寻求新的方式进行贸易，恰好为民间贸易的发展提供机会。

经济因素

源于唐朝一直以来的朝贡贸易体制的弊端。唐朝一直自居“天朝大国”的地位，其统治以儒学思想为中华传统思想，朝贡贸易体现了唐朝的国力强盛和“礼仪之邦”的儒学观念。

唐朝统治者会以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贸易物品回赐给周边的朝贡国家，并且这些物品都是价值不菲的贵重物品，长期以来一定会造成国库的入不敷出，面临着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动摇崩溃，使唐朝的朝贡体制也趋于衰落和崩溃的境地。

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密不可分，国力强大之时，经济发展水平高，自然财力雄厚；政治动荡不安之时，经济发展也不会顺畅，两国的官方贸易次数减少，自然趋于衰落。

新罗方面的政治因素

八世纪的唐罗外交关系使唐罗政治联盟坚实稳定，在这之前，唐罗联军攻百济打高句丽，使得新罗实现了统一，稳定政治局势，而后进入了唐罗的平稳发展期，国际环境的相对稳定减少了唐罗政治联盟的必要性，两国间的外交往来也就相对减少。

除此之外，新罗国内的斗争让其自顾不暇。新罗统一后一直效仿唐朝的政治制度，试图实行中央集权，但新罗骨品制下坚实的贵族势力使王权和贵族权力相冲突，引起了日益严重的中央权力斗争，逐渐瓦解了新罗国内稳定的政治局势，内部权力斗争混乱，王权专制开始动摇。

频繁的王权更替使新罗贵族权力过大，贵族集团建立各自的势力范围，并且在自己的领地上对于农民有绝对的支配权，收取禄邑，达斯进行土地兼并。领地下的农民被压迫下成为流民，苦不堪言。

八世纪时期新罗发生了较多次自然灾害，严重打击了新罗国内的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据统计，新罗在八世纪发生自然灾害29次，使大量流民自寻出路，如投奔到地主手下成为私兵，或者逃亡到中国或日本，成为在唐或在日的新罗侨民，对新罗国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唐罗的政治联盟关系淡化，直接导致两国间官方贸易次数减少，经过新罗国内发展，经济实力逐渐增强，此时的官方贸易无论从货物数量还是次数来说，都远远不够，无法满足新罗的经济需求，加上新罗入唐朝的路线以横渡黄海线路为主，海上实力和造船技术进步。

新罗的海上实力强劲，这时出现了“新罗海上王”张保皋，一系列的契机使新罗海上贸易和与唐朝的民间贸易日益发达，发达的民间贸易也帮助新罗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力，进而稳定社会安定。

综上所述，八世纪中叶起唐罗的官方贸易失去了两国贸易的主导地位，新罗和唐朝各自国内的政治混乱情况影响了两国经济的发展，也对双方的官方贸易有所影响。唐朝安史之乱之后，中央管控力大大减弱，改变了对外政策。

新罗国内也发生中央权力斗争，加上连年灾害，使新罗平民将目光转向黄海地区，凭借自身的海上优势和条件继续与唐朝发展民间贸易，官方贸易的地位渐渐被民间贸易所替代。

八世纪上半叶唐与新罗的官方贸易，无论是从八世纪上半叶两国全面外交关系来看，还是从整体两国贸易关系的发展趋势来看，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具有一定影响力。

八世纪上半叶的唐朝处于国力雄厚，经济发达的“开元盛世”，新罗圣德王、孝成王和景德王在位时期积极与唐朝进行官方贸易往来。自新罗圣德王上台之后，与唐朝积极交好，从此开启了唐罗两国的友好外交，并且在孝成王、景德王在位时期继续保持两国友好、亲密的外交关系。

唐罗官方贸易是两国朝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朝贡贸易，对于双方的政治、经济关系都具有积极意义。新罗作为唐朝的朝贡国家，将本国的人参、纺织品、头发、海豹皮等特产物品献给唐朝，表明新罗贸易物品品种多样化。

而唐朝以丝织品、服饰为代表物品，其输入新罗的丝织品和服饰的数量和价值量，远大于新罗输入物品的数量和价值量。官方贸易带给两国的影响与变化存在于各个方面。

对于新罗来说，在八世纪上半叶的贸易与交流过程中，新罗恢复了入唐质子宿卫，相比于八世纪前的两国外交关系，质子宿卫更加促进了唐罗两国的贸易与文化交流。唐朝与新罗的朝贡贸易不仅带动两国经济贸易往来和新罗经济实力增长，也影响了新罗作为国家统治基础的经济制度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两国之间的官方贸易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稳固了双方政治联盟关系，促进了八世纪新罗中央集权制政治制度改革，特别是这一时期唐朝对新罗官服制度的影响与改革。同时将唐朝的传统儒学、佛教文化、典籍制度等传入新罗，对新罗社会各方面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对于唐朝来说，唐罗的官方贸易以横渡黄海线路为路线，在黄海地区形成了唐朝、新罗、日本及渤海的海上贸易圈，有利于唐朝进一步发展贸易，逐步形成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

唐罗交好有利于维护唐朝边界的安定，维系唐朝的朝贡制度，展现出“天朝大国”的气度和风范，贯彻了唐朝“开放包容”的外交政策，同时也促进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思想文化圈的形成。

总的来说，八世纪上半叶，唐朝与新罗的官方贸易影响了两国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并且意义深远。

关键词： 政治制度 世纪中叶